2025年9月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《仲裁法》，明确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。此次修订以“健全中国特色仲裁制度、衔接国际通行规则”为核心，共8章96条，既回应了数字时代仲裁实践的新需求，也为我国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优选地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法治支撑。

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、主任李伟民博士，是具有多年丰富商事仲裁经验的仲裁员，他从新修订《仲裁法》的出台背景、核心亮点以及法律实践等角度进行点评和解读。

法评内容

一、新修订《仲裁法》出台背景

“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，其制度设计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纠纷解决效率，更影响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。”李伟民主任指出，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，传统线下仲裁模式已难以满足“高效、便捷”的纠纷解决需求；同时，在我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，涉外商事纠纷数量逐年增长，对仲裁制度“与国际规则融通、提升国际公信力”的要求也日益迫切。

此次《仲裁法》修订正是对这两大场景的精准回应：一方面，通过确立在线仲裁的法律效力，破解数字时代仲裁程序的时空限制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放开仲裁机构境外布局及境外机构准入，打通我国仲裁与国际市场的衔接通道，这既是对“优化营商环境”国家战略的法治跟进，也是我国仲裁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。

二、新修订《仲裁法》三大核心亮点

李伟民主任认为，新《仲裁法》的核心突破归纳为三大亮点，每一项均直击实践痛点、契合发展需求：

1.在线仲裁“合法化+等效化”。在线仲裁的法律效力明确，是此次修订最贴近市场主体需求的亮点之一。新《仲裁法》明确“仲裁活动可通过信息网络在线进行，当事人明确不同意的除外”，且“在线仲裁与线下仲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”，这一规定彻底解决了此前在线仲裁“程序合法性存疑、裁决执行有风险”的实务难题。

从实践来看，该条款将大幅提升纠纷解决效率——无论是跨区域的国内商事纠纷，还是涉及境外当事人的涉外纠纷，均可通过在线方式完成立案、举证、庭审等全流程，减少当事人的时间与差旅成本；尤其对中小微企业而言，低成本、高效率的在线仲裁将成为其解决纠纷的优选方式，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2.仲裁机构“走出去+引进来”。允许我国仲裁机构境外设点、放开境外机构在特定区域开展业务，是此次修订的“国际化突破”。新《仲裁法》明确两大方向：一是支持我国仲裁机构到境外设立业务机构，直接服务“走出去”的中国企业，帮助其在境外纠纷中获得更适配的仲裁服务；二是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国务院批准的自贸区、海南自贸港等区域设立机构、开展涉外仲裁，这意味着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可直接参与我国涉外纠纷解决，为境外市场主体提供更熟悉的仲裁选择。

这一制度设计的价值在于“双向赋能”：对我国而言，既能通过境外设点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影响力，也能通过引进境外机构学习国际先进仲裁经验；对市场主体而言，将拥有更多元的仲裁机构选择，涉外纠纷可根据争议性质、当事人背景选择更适配的仲裁服务，进一步增强我国作为“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地”的吸引力。

3.涉外仲裁与监督制度“优化完善”。涉外仲裁制度的完善，是我国仲裁融入国际规则体系的重要基础。新《仲裁法》虽未详细列明涉外仲裁的具体修订内容，但从“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融通”的修订导向来看，大概率会在仲裁员选任、证据规则、裁决承认与执行等方面进一步衔接国际实践——例如放宽涉外仲裁员的国籍限制、明确涉外证据的认定标准等，这些调整将减少我国仲裁裁决在境外承认执行的障碍，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公信力。

同时，修订中提及的“完善仲裁监督和法院支持制度”也值得关注。仲裁的“一裁终局”特性决定了其需要适度的监督机制以防范程序瑕疵，而法院对仲裁的支持（如财产保全、证据保全、裁决执行等）则是仲裁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。此次修订对这两项制度的优化，将实现“监督不干预、支持不越位”的平衡，既维护仲裁的独立性，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新修订《仲裁法》的实践影响

在解读修订亮点的同时，李伟民主任还结合处理商事仲裁的实务经验，分析了新《仲裁法》对市场主体及法律从业者的具体影响：

对企业等市场主体而言，需重点关注两大变化：一是可主动运用在线仲裁解决跨区域纠纷，尤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“在线仲裁条款”，提前锁定高效的纠纷解决路径；二是涉及涉外业务的企业，可根据业务布局选择境内外仲裁机构，例如在自贸区、自贸港开展业务时，可考虑约定由境外知名仲裁机构解决争议，提升争议解决的国际认可度。

对法律从业者而言，新《仲裁法》将推动仲裁法律服务的“专业化+国际化”转型：一方面，需快速掌握在线仲裁的程序规则，包括电子证据提交、在线庭审操作等实务技能；另一方面，涉外仲裁业务的拓展将要求律师熟悉国际仲裁规则，具备跨法域纠纷解决的能力。

从“解决纠纷”到“优化生态”，新修订的《仲裁法》正以制度创新书写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新篇章。相信随着新规落地，我国仲裁制度将在服务高质量发展、对接国际规则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为中外市场主体营造更稳定、公平、透明的法治环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