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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录：

一、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法律规制现状与不足

二、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与司法实践

三、典型争议情形与裁判规则梳理

四、域外法律规制经验比较

五、立法完善与实务建议

一、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法律规制现状与不足

当前，我国尚未对“恶意诉讼”作出明确的法律定义，相关规定散见于《宪法》《民法典》《民事诉讼法》及《专利法》《商标法》等法律中的原则性条款。此外，部分司法政策与司法解释也提及“知识产权恶意诉讼”，但均未系统界定其构成要件、认定标准及法律责任。

二、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与司法实践

根据相关研究[1]，商标类案件的恶意诉讼认定率最高（61.5%），专利和著作权类分别占22.7%和25%。商标恶意诉讼多表现为抢注商标后发起批量诉讼，权利基础存在瑕疵，诉讼目的非维权而是牟利。

最高人民法院在(2022)最高法知民终2882号案中明确，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以获取非法利益或损害他人为目的，故意提起无事实或法律依据的诉讼，其本质属侵权行为，违反《民法典》第7条诚信原则及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。   

认定需同时满足以下要件：

（1）诉讼缺乏权利或事实基础；

（2）起诉人明知该情形；

（3）造成他人损害；

（4）损害与诉讼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

主观“恶意”须从两方面判断：

（1）认知要素：是否明知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；

（2）意志要素：是否以损害他人或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。

三、典型争议情形与裁判规则梳理

（1）主动提供技术方案诱导实施专利后起诉构成恶意

(2022)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案中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：原告故意引诱被告实施专利后提起诉讼，属于“教唆”行为，构成恶意诉讼。

（2）起诉时已有不利生效判决可能构成恶意诉讼

(2018)最高法民再388号案中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：权利人在前案生效判决明确不侵权的情况下仍提起诉讼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，构成恶意诉讼，需承担赔偿责任。

（3）维权失败≠恶意诉讼

(2022)最高法知民终1590号强调“维权失败”不等同于“恶意诉讼”。关键看起诉时是否具备有效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。法律保护的是起诉权，生效败诉判决,仅仅是事后证明其主张未获支持,并不能直接证明其在事前就处于“明知”的状态。

（4）起诉时权利终止与恶意认定

在(2022)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案中，法院指出在专利权终止后仍起诉可构成恶意，但需证明原告明知权利终止。(2022)豫知民终679号案进一步明确，若起诉时尽管部分专利已终止，但若仍存在有效专利，则不构成恶意。

（5）关联关系的影响

关联关系可作为判断主观恶意的参考，但非决定因素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：

例如，在(2016)苏04民初327号案中，法院基于当事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关系及其他事实，认定被告应当知晓专利来源不当却仍提起诉讼，具有主观恶意。

而在(2022)最高法知民终1590号案中，最高人民法院则指出，仅存在股东或人员交叉等一般关联关系，并不足以证明一方“明知”或具有恶意，还需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实质性的控股或控制关系。

（6）自身公开设计后申请专利并诉讼

在(2022)皖民终1544号案认定，权利人明知技术内容已被自身公开仍然申请专利，其申请行为本身即具有恶意。后续的诉讼行为（如反复起诉撤诉、拉管辖、高标的额4000余万）和法定代表人的言论（如“不赢也要让他们臭大街”）进一步证明主观恶意。

(2022)沪民终394号案则指出，仅凭公开事实不足以认定恶意，并且英乔公司规模较小、专业认知有限，且诉讼行为（如未申请保全、标的额合理）未超出正当维权边界，因此不构成恶意诉讼。

（7）专利权评价报告中负面结论的作用

专利权评价报告中的负面结论可作为权利不稳定的证据，但非认定恶意的唯一依据。

例如，在（2023）最高法知民终2044号案中，法院结合多项行为认定恶意诉讼：金某某公司在明知专利缺乏创造性的情况下仍提起诉讼，故意向法院隐瞒评价结论，并选择在对方上市关键阶段起诉，同时提出2300万元畸高索赔且未提供充分证据，最终被认定为恶意诉讼。

在（2024）最高法民再244号案中，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，评价报告并非认定专利效力的绝对依据。在无生效无效决定的情况下，若专利权人能够提供专利证书、授权文本等证明权利有效的文件，则其仍有权提起侵权诉讼。

（8）将现有设计申请为专利

（2018）粤民终2233号案对“恶意诉讼”的认定进行了严格的限缩：仅审查诉讼行为本身的正当性，而不追溯专利申请行为的合法性或主观状态。除非权利人明显以诉讼为目的恶意申请专利（如专门针对特定竞争对手布局专利），否则申请行为与诉讼行为被视为独立的法律行为，应分别评价。

（9）诉讼行为与恶意认定

诉讼行为可作为认定恶意诉讼的考量因素，但并非决定性依据。

例如，(2016)浙02民终2305号案中，法院将无正当理由撤诉、滥用财产保全等行为作为认定“申请错误”及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。(2022)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案指出，不能仅以诉讼次数认定恶意，而应综合审查权利基础、明知状态及因果关系。(2019)浙民终1604号案认为，因专利无效而撤诉属正常诉讼策略，不能反推初始恶意。(2018)浙民终37号案也强调，即便在对方上市等敏感时机起诉，只要起诉时权利基础合法，仍不必然构成恶意。

四、域外法律规制经验比较

研究发现，域外国家普遍设有明确的恶意诉讼认定标准和严格的责任承担机制，以确保专利诉讼行为符合正当竞争原则[2][3]。

五、立法完善与实务建议

（1）立法层面：建议在《民法典》或《民事诉讼法》中增设专门条款，明确恶意诉讼的定义、构成要件及法律责任。

（2）司法层面：出台司法解释细化认定标准，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。

（3）权利人行为规范：起诉须具备合法权利基础和初步侵权证据，目的应为正当维权，避免滥用诉权。

（4）防止寒蝉效应：不能仅因败诉即认定恶意诉讼，依法保护正当维权行为。

（5）被告方应对策略：如业务模式与侵权有关联，被诉属正常风险，应审慎主张恶意诉讼。

（6）维护市场秩序：认定恶意诉讼应坚持高标准，避免反诉机制被滥用。

注释：

【1】谢宜璋. 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认定与规制——以141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[J]. 环球法律评论, 2025, 47 (03): 38-52.

【2】黄伟锐. 域外专利恶意诉讼法律规制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[J]. 中国品牌与防伪, 2025, (07): 97-99.

【3】陈思孝.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研究[D]. 青海师范大学, 202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