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媒体报道，上海法院为着力破解“赔偿低”问题，立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，让权利人获得足额、充分赔偿。2024年判赔金额18.14亿元，其中，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1.14亿元，分别同比上升17%和132%。同时，上海法院持续惩治恶意诉讼、虚假诉讼，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干扰。对发现权属存疑的案件，依法驳回原告诉请。在400件商标侵权案中，查明原告利用人工智能“幻觉”恶意取证，制止原告以批量诉讼牟利。

针对这一现象，知识产权领域专家、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李伟民主任，结合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，对其中两大核心问题进行专业解读。

法评内容

立法精神落地：从“补偿”到“惩戒”的司法转向

李伟民主任表示，上述报道中数据大幅增长的背后，蕴含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深层变革。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超越单纯的损失填补，通过加重处罚实现惩戒与预防功能。2021年最高法《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》明确，惩罚性赔偿适用于“故意侵害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”的情形，包括重复侵权、以侵权为业、侵权获利巨大等具体情形。上海法院的判赔数据，正是该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充分落地，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从“填平损失”向“惩罚震慑”的进阶。

132%的同比增幅，本质上是司法对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认可与尊重。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，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培育需要高额投入，惩罚性赔偿的加码，既让权利人获得足额赔偿，也向市场传递了“侵权代价远高于收益”的强烈信号，从根源上遏制恶意侵权行为，为创新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保障。

AI“幻觉”恶意取证：新技术背景下的诉讼乱象与规制路径

李伟民主任认为，上海法院查处的400件商标侵权案中，原告利用人工智能“幻觉”恶意取证、批量诉讼牟利的行为，是新技术应用引发的新型法律问题，亟需从法律层面厘清界定、完善规制。

这类行为的核心是利用AI大模型的自主学习特性，通过非正常操作制造虚假侵权证据。具体而言，原告通过同一IP多次重复搜索自身商标关键词，却不点击正常搜索结果，持续触发搜索引擎系统故障，直至目标企业的推广链接被错误置顶后，即以该虚假搜索结果作为“侵权证据”提起诉讼。其本质是借助技术手段虚构权利受侵害的事实，以批量诉讼为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范畴。

规制此类行为，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技术防控与法律惩戒的多元协同。

1. 司法层面强化主动审查。法院应借助数字办案系统，对批量同类案件进行关联检索，重点核查原告主体身份、代理团队、取证流程的合理性，对权属存疑、取证异常的案件依法驳回诉请，从程序上阻断恶意诉讼。

   
   

    2.法律层面明确责任追究。对利用AI“幻觉”恶意取证的行为，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认定为虚假诉讼，对责任主体处以罚款、拘留等惩戒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依据刑法追究虚假诉讼罪的刑事责任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
  3.技术层面完善平台防控。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优化大模型算法，建立异常搜索行为监测机制，通过流量监控、IP识别等技术手段，防范数据训练被“污染”，从源头减少虚假证据的产生。

  4.制度层面健全协同治理。法院、行政机关、网络平台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通报新型恶意诉讼特征，发布典型案例指引，引导市场主体依法行使权利，形成全链条规制合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