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暴力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问题，以匿名性、持续性、扩散性为典型特征，对个体权利与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。本文通过分析网络暴力的表现形态与危害后果，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法律规制体系的不足，重点探讨平台责任界定、刑事立法完善等核心问题，最终提出多层次的治理方案，为构建健康网络生态提供理论参考。

一、网络暴力的特征解构与表现形态

网络暴力的滋生与蔓延源于数字技术的特性与社会心理的叠加，其核心特征可归纳为三点：

（一）匿名性：身份隐蔽下的责任消解

当前网络平台普遍实行“IP可见+大V实名”的折中政策，普通用户仍可通过虚拟账号隐藏真实身份。这种匿名性降低了行为人的心理约束，使其在发表侮辱、诽谤言论时更少顾忌法律后果。例如，在大连某高校女生被网暴事件中，多数攻击者以“路人”“热心网友”等匿名身份参与辱骂，事后难以追溯责任主体。

（二）持续性：海量用户基数下的无间断攻击

根据2024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，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.08亿，庞大的用户基数使得网络暴力可突破时空限制，形成24小时不间断的舆论施压。部分社交媒体账号为博取流量，通过“话题翻炒”“细节放大”等方式持续聚焦受害者，导致其长期处于精神高压状态。

（三）扩散性：技术赋能下的舆论风暴

互联网的即时传播特性使单一事件可在短时间内跨平台扩散，形成“群体极化”效应。不同于传统人际传播，网络暴力通过算法推荐、热搜引流等机制快速触达海量受众，如“粉发女孩自杀事件”中，相关话题在微博、抖音等平台的累计阅读量超50亿次，负面言论的扩散速度远超线下场景。

（四）典型表现形态

结合2022年中央网信办《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》，网络暴力可分为三类：

侮辱谩骂型：以歧视性语言、诅咒式表达进行人格贬损，常伴随“群体狂欢”特征；

造谣诽谤型：通过捏造事实、扭曲真相引发舆论审判，如“寻亲男孩刘学州被诬陷‘骗钱’”事件；

人肉搜索型：通过技术手段挖掘并公开个人隐私（如住址、家人信息），引发现实骚扰。

二、网络暴力的多维危害：从个体创伤到社会撕裂

网络暴力的危害具有层次性，既对个体权利造成直接侵害，也对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。

（一）个体层面：从隐私泄露到生命威胁

1. 社会性死亡与名誉毁灭

   
   

网暴事件中，受害者的个人信息（姓名、年龄、社交账号等）常被“人肉”曝光，如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被学校公开处分时信息未打码，导致其社会评价急剧下降，正常生活受阻。

2.精神健康危机与极端后果

持续性的辱骂与诽谤易引发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问题，甚至导致自杀。刘学州、粉发女孩等悲剧印证了网暴对生命权的直接威胁，据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（2023-2024）》，83%的网暴受害者出现睡眠障碍、情绪失控等症状。

（二）社会层面：道德滑坡与治理困境

1. 群体冲突与价值观扭曲

   
   

“饭圈大战”“地域攻击”等现象中，网暴成为群体对抗的工具，加剧社会对立。例如，某明星粉丝为维护偶像，对批评者进行集体辱骂，形成“非黑即白”的极端思维。

2.维权障碍与司法公信力损耗

受害者常面临“取证难”“追责难”问题：一方面，匿名性导致侵权主体认定困难；另一方面，平台数据留存不完整、证据效力不足，使得多数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，公众对法律救济的信任度下降。

三、网络暴力法律规制的现状与困境

我国已形成“民事+行政+刑事”的法律框架，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短板，难以有效遏制网暴蔓延。

（一）现有法律体系的局限性

1. 民事与行政规制力度不足

《民法典》第1024条（名誉权）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2条（侮辱、诽谤）虽对网暴行为作出规定，但责任形式以“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、罚款”为主，威慑力有限。对于群体性网暴，单个侵权行为的“轻微性”与整体危害的“严重性”存在矛盾，难以通过民事赔偿弥补受害者损失。

   2.刑事立法的适应性缺陷

《刑法》第246条（侮辱罪、诽谤罪）主要针对个体行为，且需“告诉才处理”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），无法覆盖“多主体、低烈度、聚合性”的网络暴力。实践中，以“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”追责平台的案例极少（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相关判决不足10例），难以倒逼平台履行审核义务。

（二）平台责任界定的模糊性

技术中立原则与“避风港规则”常被平台援引以规避责任，但算法推荐、流量变现等商业模式已使其深度参与内容传播。当前法律未明确平台的“事先审查义务”与“主动过滤责任”，导致其在网暴事件中往往“事后下架”而非“事前预防”。例如，某社交平台在“粉发女孩”事件中，相关辱骂内容累计传播超12小时后才被删除，错过干预最佳时机。

四、网络暴力治理的路径优化：立法、技术与协同

解决网络暴力问题需构建“法律完善+平台尽责+社会参与”的多元治理体系，重点突破以下瓶颈：

（一）完善法律规制体系

1. 制定针对性立法

   
   

制定专门的《网络暴力防治法》，明确“网络暴力”的法律定义、构成要件及责任形式；针对群体性网暴，增设“聚合性侵权”条款，允许受害者对“主要组织者+积极参与者”提起连带诉讼。

    2.强化刑事责任威慑

扩大《刑法》第246条的适用范围，将“多次实施、引发严重后果”的网络侮辱、诽谤行为纳入公诉案件；细化“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”的构成要件，明确平台“未及时采取限流、屏蔽措施”的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压实平台主体责任

1. 建立全流程防控机制

要求平台履行“事前过滤—事中监测—事后处置”义务：通过AI技术识别侮辱性词汇、极端言论；对高风险话题设置“延迟发布”审核；建立受害者“一键投诉”通道，承诺2小时内响应、24小时内处理。

   2.推行“前台匿名+后台实名”制度

在保障用户表达权的同时，要求平台留存真实身份信息（配合司法机关调取），破解“匿名即免责”的困局。

（三）构建社会协同治理网络

1. 加强行业自律与技术创新

   
   

网络行业协会制定《网络内容审核指南》，统一暴力言论识别标准；鼓励企业研发“心理创伤评估工具”，为受害者提供即时心理援助。

    2.提升公众媒介素养

学校、社区开展“数字时代的权利与义务”教育，引导网民理性表达；媒体在报道网暴事件时避免“二次伤害”，聚焦问题解决而非渲染冲突。

五、结论

网络暴力的治理本质是平衡“言论自由”与“权利保护”的关系，既不能因噎废食限制网络表达，也不能放任暴力侵蚀社会文明。通过完善法律体系、强化平台责任、推动社会协同，可逐步遏制网络暴力的蔓延态势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“算法推荐对网暴的影响机制”“跨境网暴的管辖权冲突”等前沿问题，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。